北京大学6202同学纪念册
发表时间 2018-09-28 10:30 来源 本站原创

  ——蔡继业回忆录

  “坎坷人生漫长路,几经风雨几经霜”(引自《璇子》)。回忆往事,心潮难平。几度失眠,写成此文,同学共勉,后代留念。

  简 介:

  蔡继业,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3-198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进修;1987年在G.W..F l y n n教授和刘颂豪教授的联合指导下,在中国科学院获博士学位;1992-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高级访问学者。1979-1997年在中国科学院安光所进行激光化学的研究工作,期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辐射实验室发展高分辨、高速、高灵敏度的二极管激光探测法上卓有成绩,并用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三原子分子的振动、转动分辨的动力学光谱。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ZareLab参加被称为“物化领域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实验”——碰撞参量对化学反应影响的研究工作。他与同事已在国际、国内的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S C I(EI)论文,10多项专利和1本专著,参加5本,论文已被引用2000多次,并应邀在国内外10余所大学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纽约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加拿大U W O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作学术报告。目前,受Springer Nature 邀请,组织国际上专家,主编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一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纳米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如应用原子力显微镜、近场光学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镜等高分辨仪器,进行单分子探测,单个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研究,单个细胞的超微结构研究,量子点标记的细胞表面单分子探测,免疫分子的结构与自组装,用特异性分子或原子团修饰的原子力显微镜针尖的“针尖化学”研究等。

  他已培养了60多名研究生,有多名获得中国科学院亿利达奖、大珩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南粤优秀研究生奖、澳门研究生研发奖;有20多人已成为教授、主任医师、高工、优青等。他的部分事迹已经被CCTV等多家媒体报道,并被《科学中国人》评为“2012年度人物”。他到2018年,已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在逆境中寻找机遇 在科研中成就人生

  1.考入北大,为中学校史增辉

  我家住在长江口崇明岛庙镇乡庙西村,是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是文盲,虽然天天辛勤劳作,只能勉强维持最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我上的崇西中学位于庙镇西部,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小学四年级考五年级要淘汰20%的学生,小学升初中又要淘汰30%的学生,初中考高中再淘汰50%的初中生。等到上高中时,全村的同龄人中剩下我一个人能上高中。我们农村的学校,每年除寒暑假外,还有一个月农忙假。家境贫寒的学生都要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每年正式上课时间约8个月。我家属于贫困家庭,除了假期,周末要干农活外,每天放学回家要养羊、养鸡鸭以贴补家用。晚上看书,由于每月只供应半斤煤油,只能在豆大的煤油灯光下看书、做作业。崇西中学设备很简陋,没有做实验的条件,但老师的师德很好。有一次,陆谓民老师在上课时,叫我到黑板上解一道代数题,我的解法和老师的方法不一样。我解完后回到座位上,陆老师看了一会,说我的解答是错误的。我马上回答说,我的解题方法是正确的,并且讲了为什么是正确的。陆老师听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纠正了自己的结论,说我的解答是正确的。当有同学不理解为什么是正确的时候,陆老师详细讲解并说这是新的解题方法。这使我很感动,也增强了自信心,更努力学习,掌握各种知识。

  我们中学有一个小图书馆,我们经常去借书看,有一次看到一本青年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讲述了如何锻炼身体,强健体魄。从此我开始经常锻炼身体,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崇西中学50周年庆纪念册上还刊登了我的事迹和照片。

  高考填志愿时,我不懂怎么填,反正哪个学校好就填哪个,第一志愿是北大物理系,第二志愿是南大天文系,第三志愿是北医临床医学系。1962年夏,学校通知高三学生回学校拿通知书,我到教室时,老远就听见教室里人声鼎沸,当我进教室时,大家都停止了说话。班主任倪福余老师大声地跟我说:“你没录取!”我愣了一下,回答说:“不可能,除非......考卷改错了。”大家哄堂大笑,倪老师这才把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大家给予热烈的祝贺。我们这一届两个班100多名高中毕业生录取率21%,高于崇明县的平均水平18%,共有四人考上北大,包括(崔元德),一人考上清华,一人考上上海交大,创造了崇明中学的记录,使校史增光。这是老师辛勤哺育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后,老师上课时经常把我们的事迹给同学们宣讲,以激励后面的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村里引起轰动,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考进名牌大学,原来我家属于最贫困家庭之一,一般人看不起,现在他们看我的眼光变了。小青年看见我,老远就在喊:“北京大学生!”他们不知道北京有许多大学,北大只是其中之一。我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不能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

  父母是既高兴,又发愁。为了凑齐我去北京的路费,跟邻居和亲戚很不容易的借到了40元的路费。母亲还亲自送我到了南门港码头,我搭乘的渡船开出去很远了,我还望见母亲站在码头上注视着远去的渡船,我在船边使劲向母亲挥手,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到船舱。我从未出过远门,为了省4元钱的加快费,我和崔元德等同学买了上海到北京的慢车硬座票,需要运行68个小时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山。经过68小时到达北京后,虽然腿脚全都水肿了,还是兴奋异常,在北京站我们找到了北京大学的新生接待点。

  2.“土包子”进北大,好像“刘姥姥进了荣国府”

  当我踏进北大的校门,才知道大学是这么大!再加上北大宫殿般的亭台楼阁,湖光塔影,真让我感叹!我穿着家里手工织的土布衣服,脚上是母亲亲手纳的布鞋,说着一口北方人很难听懂的崇明话(接近上海方言),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是地道的“土包子”。我分在6202级1班,后来才知道,同学们大多是从全国重点中学考进来的,知识渊博,学问深不可测。第一次点名时,我念到王杏修同学的名字时,我念的是“yuanghuenxiu”,邓蓓在旁边纠正我,是“wangxinxiu”。我说,我老师教我的时候就是“yuanghuenxiu”闹了个大笑话。请人家“喝水”,我说“喫茶”(qiezuo)。同学们开玩笑,何明高叫我“大崇明”。

  上课时老师讲课,我也是半懂半猜,我才发现我在中小学里语文课学的发音在北大不适用。在物理系开大会时,党总支书记平秉权形容我们这些农村学生进北大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荣国府”。

  游泳课时,老师教蛙泳,自由泳。一次,我们在红湖游泳时,广州来的何明高游起来推波逐浪,非常快。谢纪康来了个蝶泳,很潇洒,得到一片喝彩声。而我在乡下是自学的“狗爬式”,水花最大,又慢又费力。女同学徐明要和我比谁游得快,徐明外号“浪里白条”,比我游得还快一点,很得意。后来我学会了蛙泳,自由泳,蝶泳,潜泳,还能救人,那是后话。

  当然,我也有自己知识多的一面,施雪华,李宜增和我一个组。一次施雪华叫李宜增“大吹”,我好生奇怪,因为李宜增干事特别踏实,从不吹牛。我问她们怎么得的这个外号?原来是李宜增在女宿舍跟同学说,她家的公鸡能走钢丝,其他女生说她吹牛,因此得了个“大吹”的雅号。我一听,公鸡本来就能够在树枝上走来走去,还能来个金鸡独立!是能走钢丝的。大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没见到就叫李宜增“大吹”,好冤枉啊!施雪华的外号是“常吹”,因为她口才极好,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讲一个小时也不用打稿子。

  由于我在中学里只学了教科书上的基本数理化知识,每年学习时间,如果去掉假期,周末,也就200多天,加上放学回家要干活到天黑,我那些功底怎么比得上全国重点中学毕业的同学。用现在的话叫“输在起跑线上”。尽管我学习很努力,和大部分同学比起来,我落后一大截。由于从小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我1米72的个子,体重只有50公斤。进入北大后,每月家里只能供5元,加上12.5元的助学金,每天上课到11点多,肚子就饿得咕咕叫(因早上只有2个窝窝头加咸菜)。同学开玩笑,元金山叫我“瘦鬼”。那时打篮球时,最瘦的称为“1号排骨”,其余“2号排骨”,“3号排骨”……我穿着一件上衣,免得人家叫我“X号排骨”。在五四运动场上跑步,我穿的布鞋是母亲一针针缝的,要是跑几圈下来,鞋子怎么受得了?因此我是光脚跑步,平时走路也经常光脚。后来有一次黄一然副校长在大会上批评说,北大常有外宾访问,有些同学在校园里光着脚,影响不好。我只好到校外小摊上花1元钱买了一双旧解放鞋,应付了2年。外衣只有一套,肩膀、袖子、膝盖、臀部都是自己缝的补丁。

  我还了解到,我们年级的同学相当优秀,同宿舍的李国杰,61年就被湖南的大学录取(实际上他的高考成绩能上北大),他坚决放弃了,62年继续考,进了北大,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曾宗灏和陈朝枢的兄弟都在北大上学。张澄是北京市高考状元,谢纪康、程万荣是北京男四中的高材生,王杏修的记忆力惊人,能记住去年每一天的事情。跟我一起学英语的二班马中芳,三班常崇安听说读写都比我强得多。而四班师大女附中的汪静愉更是才华超群,汪晨熙的哥姐都是留苏的高材生-......我深感自己的差距。

  我们的基础课都是上大课,在2教203能坐300来人。老师讲课的水平很高,听起来很带劲,如赵凯华、丛树桐、朱德威等。我在中学时,有教科书,而上大学了,要做笔记。我听普通话是半懂半猜,顾了听,顾不了记,手忙脚乱。又不像中学时有固定的教室,跟老师同学交流很方便。大学里上完课,各走各的,没有固定地方。我说的土话,同学也听不大懂。有一次,在实验课上,我问姓姜的女老师一个问题,她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我愤怒了,说:“好不容易问你一个问题,你不回答问题,光训人,能解决什么问题?”她停止了训斥,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以后自己当了老师绝不像她那样对待学生。后来,我也就不问了,有问题自己想,有时请教别的同学,如张澄,李大丰,曾宗灏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发愤图强往前赶,攻克了学习上一个个难关,一直到了2年级下学期,才逐步赶上了同学。不过,我们所学的知识,还是一些基础,缺少创新的知识。

  后来,1983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老师上课一般是十几个人到几十个人。教授讲课时经常与同学交流,有时还会争论。每周都有各种学术报告鼓励大家提问,科研非常先进。光我在的辐射实验室就先后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激光的发源地。我当时想,要是我们62级这样优秀的同学有这样好的条件,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我切身体会到国内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至于以后的十年动乱,埋没了多少杰出青年!

  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下邓蓓同学,她为人非常热情,素质很高,一身正气,是一个德才均备的优秀人才。作为年级的党小组长,工作努力,以身作则,乐于助人,在同学中很有威望。她后来到湖北荆门,担任荆门市副市长。后来听说在荆门市领导班子中抓了一大批贪污分子,但我确信邓蓓不会贪污。如果邓蓓是一把手,荆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像她这样的人才,当个省的一把手必能把一个省搞得很好。可惜她缺少政治资源,又不会溜须拍马,难有机会升迁。还有三班的张慎行,在当宝鸡市副市长时,工作成绩突出,得到了习仲勋老先生的表扬,才能出众,可惜那时习近平还未当主席,没能提拔他。

  3.四川眉山搞四清,痛失同学汪静愉



1955 年汪静愉同学作为中国少先队员代表向苏联英雄卓娅的妈妈献花和亲切会见

  1965年,我们62级同学都被派往四川眉山县搞四清。我被分到金花公社红光十队(现金花乡白塔村),住在贫农李东成家里,每天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跟群众打成一片,我学会了踩水车把水一级一级从低处往高处送,一天下来,累得走路都东倒西歪,我确实感到大学生做体力活不如农民。四川人个子矮小,一般都在1米5到1米6范围,但干起活来在行。一次我和农民一起到30多里外山上去砍柴,回来时,他们一人能挑120多斤,我只能挑80多斤。沿着山路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挑了20多里路,我已累得大腿抽筋,好不容易咬牙挑了30多里山路回到生产队。他们在那里吃饭和豆花,我已躺卧在床动不了了。我感到非常惭愧,真的要向工农兵学习。

  由于老乡们和我很亲,对我很信任,给我反映很多问题。生产队里的贪污问题很快揭露出来了,队里干部交待几项贪污和私分粮食的问题,我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我的四清任务完成了。工作组长又调我到红光九队去帮助另一名工作人员,并让我负责红光大队的共青团工作。

  到了1966年,有一天,工作组突然传达一个消息,我们年级的汪静愉同学遇难了!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呆若木鸡,良久说不出话来。她是我学习的榜样,她聪明绝顶,学习出类拔萃,但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她纯洁善良,乐于助人;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她说话悦耳动听,好像银铃,小提琴声格外悠扬动听。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记得有一次,我在北大红湖见到她拉着一个十多岁女孩的手,步伐轻盈的登上红湖西侧的凉亭。她们的裙子在微风中轻轻舞动,湖中荡漾着她们美丽的倒影,配上红湖秀美的景色,使我联想起“天使”来,她俩真像美丽的天使。可惜我没有相机,不能把这一幕照下来……

  同学们听到了这个噩耗,许多同学(尤其是男生)痛哭失声。郭威德同学几十年来每年到眉山烈士陵园给静愉扫墓,并带去了一颗静愉最喜欢的丁香花,种在她的墓前。

  2014年5月7日,我们6202级12位同学(名字见照片)由李有成组织,准备去眉山悼念汪静愉同学。恰好汪静愉的妹妹汪静姗和小弟汪大明也去眉山,我们特别希望见他们一面。汪晨熙在电话里与他们联系上,让我去接一下他们。我没走多远,就在宾馆走廊上遇见他们,我一见到汪静姗,上去说了一句:“您是汪静姗?”她回了一句:“您是蔡继业?”跟汪静愉一样,银铃般悦耳的声音,一样的天生丽质。我脱口而出:“好像!”我把他们带到同学们聚集的房间,房间的气氛立刻很热烈。我们一见如故,大家回忆了静愉遇难的经过,商量了如何去公安局调查静愉的案情和安排去潘坝村悼念的事情。



与汪静姗,大明合影



自左至右,前排:陶寿福夫人、万光祖夫人、万光祖、马中芳、汪晨熙、张新萍、林绳准;后排:李有成、陶寿福、蔡继业、张增耀、付积凯。



与汪静姗座谈

  宋朝时,有个“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讲到京娘在外面被抢和被救的事情。可见一个美女出行在外有多危险,需要护花试者赵匡胤来救援,千里护送到家。潘坝村相当偏僻,而汪静愉所在的队又是该村的边上,像她这样美丽的姑娘被单独安排到这么一个地方,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受到坏人袭击,难逃魔掌!我们在静愉遇难的地方悼念她。由汪晨熙起草了悼词:

  汪静愉,你的北大物理系62级老同学来看你了!你离开我们48年了,在这48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思念你,思念你那美丽轻盈的倩影,思念你那活泼、热情、纯真的性格,思念你聪颖、敏捷的头脑,思念你那悠扬、美妙的小提琴声。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你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人为你献上一枝菊花,祝你在天堂永远平和、安宁、快乐!

  我没有写诗词的功底,但还是写了一首《蝶恋花》,希望把汪静愉写出来,因为羞于示人,直到这一次每个同学都要写自传,才拿出来与同学交流。静愉好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身边,又像天使一样飞走了,天路遥遥,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留下的是同学无尽的怀念。

  蝶恋花

  ---悼汪静愉同学遇难48周年

  天生丽质智商高,

  才华超群,学业列前茅。

  纯洁善良人品好,

  莺歌燕舞真窈窕。

  被派四清潘坝郊,

  才女罹难,化蝶粤江坳。

  亲友心碎痛追悼,

  天使飞天已遥遥!

  4.“文化大革命”来了

  66年5月下旬,按到上面的通知回北京大学。5月28日早上,为不打搅乡亲,我悄悄离村,房东李东成一定要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有说不完的怀念,一直送到见子滩,还一定要送我到眉山县城。我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此告别。远处我看见孙天福也从别处过来了,赶快挥泪而别,与同学一起回县城。我十步一回头,一直走出2里路远,我还看见李东成站在河边见子滩,直到我拐过一个山包,看不见了……

  5月31日由成都出发回北京,6月1日晨,火车上广播了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火车上顿时轰动起来。讨论的结果,由地球物理系张森文同学代表回校的800多名师生写了一份坚决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信,翌日登在《人民日报》上。回校一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看到揭发的校领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目不暇接。学校内各种集会、演说、游行让我眼花缭乱。上面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

  4.1北大开始“停课闹革命”

  当时的各大党报党刊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都在刊登大量文章,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校和各系的领导及学术权威受到炮轰,发生了“6.18事件”,打了四十多人。工作组组织同学每天开会学习,“斗私批修”,渐渐地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学生自己,让大家天天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互相批评,并要触动灵魂,每天写汇报上报。

  7月26日在东操场上开全校师生大会,中央领导,包括朱德、康生、陈伯达等都来了,江青主持会议。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先后讲话,要大家揭发工作组。附中学生彭小蒙揭发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要打倒工作组。施雪华同学主动上主席台讲话,讲的主要意思是工作组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站起来,操场爆发了热烈掌声。彭小蒙第二次上台,用皮带抽打站在台上的张承先,得到了江青的支持,让大家感到非常震动。7月29日,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2楼大厅召开的《文化革命报告会》,会上中央10多个主要领导都出席了,先后由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检查,毛主席最后接见,但没讲话,让与会代表感到极大震撼。8月5日又在北大东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先后由江青、康生,朱德讲话,进一步动员搞文化大革命。8月9日我们十几位学生会见了国家乒乓球队的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并和徐寅生等进行了座谈,讲如何克服私心杂念,为国家打好球。8月15日北大师生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开斗争陆平大会,加上全国各地来的师生共十几万人,场面空前浩大。

  除了参加这些活动外,以聂元梓为首的校革委会又要各班学生天天开会,斗私批修,挖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根子,互相帮助批评。因为我们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灌输。这种斗私批修会实在是很难受,讨论会老冷场,天天这样,很多同学感觉没意思。我更不愿意像五年级那样,分成两派大辩论,互相批判。

  4.2“物四(1)班全班外出串联”,受到北大校革委会的通报批评

  由于天天斗私批修太折磨人了,在全班会上,我提出不能坐在宿舍天天开会,矛头指向学生,要到社会上去锻炼,参加文化大革命。得到同学们热烈支持,张澄激动地说“我们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我和王斧(王杏修)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是到工厂农村去劳动,还是到外地去“大串联”?结果出去串联的的想法得到了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支持。8月23日,我们跟北京站交涉后,北京站领导同意我们免费去西安进行“革命串联”。同学们热情很高,印了“新北大”红袖章,每人一个,共有32名同学参加。在火车上,同学们积极宣传,写稿子。24日我们在列车广播台上宣传文化大革命。车上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与我们串联,商量组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半夜里,火车路过河南安阳,锣鼓大作,爆竹震耳,省委地委的领导在车站欢迎我们。后来到新乡、郑州都有领导和群众欢迎。打着“欢迎新北大红卫兵”的大标语,几十双手伸出来握我们每人的一双手。列车经过三门峡站,秧歌队从火车头排到车尾,鲜花从窗户往列车上扔。同学们忙不停的与欢迎群众握手。到达西安后,同学们到庆安公司,西安石油学院,与当地群众交流,有不少群众因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群众见到我们后非常激动,我们每一个同学周围都围了好几十人,听我们同学的演讲。我们召开了很多座谈会,影响很大。又在体育场参与组织了十多万人的文化大革命大会,北大、清华,南大和本地的西安交大等十几所学校的师生参与了大会。最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讲话。后来,当我们的车从庆安公司离开时,半路上都有群众拦车反映情况。

  我们9月初回到北大后,北京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联动”的“血统论”非常狂,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称为“狗崽子”。我们被批把“狗崽子”带出去串联,校革委会还发了通报,批评“物四(1)班全班外出串联”。我和王斧受到很大压力,我承担责任,跟领导作了口头检查。全班又回到天天在宿舍开会,自我检查,互相批评,斗私批修,大家很郁闷。后来,由于中央支持大串联,我们外出串联的事情就不是问题,只不过先走了一步。



左上:长征队在天安门前宣誓,左下:在狼牙山棋盘陀,
右上:物四(1)班在香山公园,右下:在刘胡兰家乡。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在我们班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兴趣。我们宿舍李国杰、曾宗灏、曹黎明都非常赞成。我和王斧商量后,决定组织一支长征队。由于考虑路上住宿问题,只组织男生。大家推选我作指导员,王斧当队长,李国杰、曾宗灏、曹黎明、林钟宇、薛天缘、朱维璋、王均会、李鑫加上3班的李国华就整装待发了。

  4.3组织“新北大东方红长征队”,从北京步行串联到延安

  我们要从北大出发,经约1600里的跋涉到延安,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了解阶级斗争。“去经风雨见世面,吃大苦,耐大劳,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们准备了队旗,铝锅,一个收音机,一个照相机,每人一个行军壶、棉被、衣服。第一天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宣誓,然后走到卢沟桥,共65里。晚上与卢沟桥七七事变的见证人座谈。第二天只走了60里到房山。大家的脚上已有大水泡,又疼又累,体会到长征的艰难。第三天过琉璃河到北章县,与农民座谈。之后到河北狼牙山五壮士殉国的棋盘陀,并与五壮士连的副连长刘福山座谈。又找了长征老红军姚炳黄,请他介绍红军长征的壮举。一路上,我们唱着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在那里把他消灭!”士气高涨。

  11月6日到达白求恩和平医院,白求恩同志在此工作一年多,我们找到了当年的供给科长候纪元,说到他(当时付连长)与杨成武连长用一个排打退了200多敌人进攻,保护了白求恩大夫。还有白求恩大夫动手术救人的事迹。11月10日,过滹沱河,晚上9点到西柏坡,参观了中共中央纪念馆,与馆长蒋又鹏座谈。他讲,1947年春,刘少奇和朱德先来此走马考察一圈。西柏坡前有滹沱河,后有五台山,左有晋察冀边区,右有老根据地,物产丰富。毛主席觉得从延安东迁至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很好。11月17日,我们到阳泉煤矿,并下矿井体会矿工生活。出来时,每人脸上布满煤灰,并拍照留念。11月18日我们到平定县牛王庙沟采访了舍己救人的白生云烈士的家属,并写了宣传材料。

  11月22日来到了山西大寨,听了陈永贵的介绍,参观了七沟八梁一面坡。当时全国学大寨,陈永贵后来当了副总理。这时候我们平均每天走100里,也不觉得累了。11月28日,我们在文水县云周西村访问了刘胡兰的家,与她的父亲和母亲胡文秀座谈,了解了刘胡兰烈士的事迹。12月3日,我们翻越吕梁山,4日晚住在山上万佛寺的一个破庙里。有一个窑洞,内有碎砖和牛羊粪,没有门。我们捡来些枯枝,用扁担劈柴生火,结果给我把扁担劈断了。生火煮小米饭,水是由十多里外带来的,由于吊铝锅的旧电线被火烧断了,好不容易带来的一锅水全倒光了。大家吃不上饭,只好把带来的15斤土豆放在火堆里烤,半生不熟的吃些充饥。“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伍”,我们觉得这点苦不算什么。在地上铺上野草,由于窑洞没有门,我们在门口堆上枯枝,以防止野狼来攻击。我是指导员,睡在门口,手里握着棍子和衣而睡。这样,我们每天以100里的速度翻越吕梁山。快到黄河了,我们唱着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半......”我们终于到达了黄河边。那里的红枣0.15元一斤,大家摘下帽子,各人装了一帽子枣大吃起来。然后渡过黄河,继续前进。

  12月10日,在黄土高原上跋涉了几天后,到达陕北瓦窑堡,参观了瓦窑堡会议旧址,与老红军白克,冯振海,高德花等座谈,了解了他们的奋斗事迹,刘志丹的事迹等。12月15日,我们长征队分成二组,一组体力比较强的我和王斧,李国华,朱维璋4人从子长经青化砭再到延安,共190里,一天一夜走到。其余人从子长经蟠龙到延安,分两天走到延安。我们4人走到青化砭120里,晚上9点到,没有晚饭吃,只吃了点饼干充饥,大家累得很,腿又痛。他们3个不想再走了,我说:“我们说好了一天一夜走到延安,要像红军一样,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战斗时往往急行军200里,我们还要继续奋斗,走完全程。”但是他们3人躺在地舖上闭着眼,就是不起来。快到晚上11点了,我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也不动了。我说:“好,你们装死,我一个人也要继续走下去!”于是背上行李,拿着根棍子,以防山里的野狼。一路上,唱起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走到姚店子,见前面有岔路,不知走哪一条。看到远处有个村子,我就到那里问路,刚到村口,里面窜出一群狗,我拿着棍子乱舞驱赶。嘈杂的狗吠声吵醒了老乡,有人开门出来,我赶忙说,我是北京大学红卫兵,要到延安去,不知走哪条路。老乡给我指路,说还有30里到延安,我继续出发。

  终于我看到了延安的灯光,高兴地唱起了歌,“宝塔山,山高啊,枣园的灯光闪闪,延河水水清清,杨家岭,红旗展啊。北来的雄鹰南来的雁啊,不怕山高,路途遥远,今天终于来到你身边,幸福的泪水流满脸”。到早上6点钟,到了延安,我已疲劳至极,脚上又再次打起了泡。我想起红军急行军200里后还要战斗,我比他们差多了。我们在延安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圣地,实地了解了当年的奋斗历程,接受教育。12月21日,由延安坐车回到北京,并由北京站步行走回北大,这次小长征胜利结束。

  回到学校后,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又开始天天斗私批修,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搞了一段时间,班里的空气挺紧张,五年级则分成两派,辩论异常激烈。一月中旬,军宣队带着我们班进驻五机部,天天打扫卫生,扫厕所。

  4.4端掉一个号称百万人的“全国军工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

  我们在五机部还有一个任务,因为在五机部大楼内住了很多外地来的人员,我们要动员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由各个“造反兵团”组成,把各个楼层都占了,有的100多人,有的几十个人,而那个造反派总部领导不留名,住的地方也保密,搞得神神秘秘的。后来从他们内部了解到,其总指挥王某某是坐过牢的,还串联各地来的造反派,准备开誓师大会,联合起来夺五机部的权。当时五机部有三道岗,此“总部”的人是冲进五机部的(他们先冲四机部,但是没有成功)。现在号称在全国有百万之众。五机部有全国军工厂的绝密材料,如果泄密,后果严重!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与五机部政治部联系,他们同意我们对此总部进行调查,并派保卫部的郝忠民找我了解情况。同学们分头对此“总部”进行调查,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总部”内有15个人,有些在五机部里没有实名登记。里面的人鱼龙混杂,一把手王某某曾被通缉。我们两位同学在调查过程中被该“总部”发现,把调查笔记抢走,然后气势汹汹找到我责问,为什么调查他们?!我知道该组织号称百万之众,不能马上与他们冲突。搞不好,我们没端掉他们,反给他们端掉!忙用话安抚他们,说我们是做社会调查,不针对他们。他们也知道北大红卫兵不好惹,说“以后别调查我们!”

  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再拖了,等该“总部”把人聚合起来,就不好办了。我立即安排同学与北大的校革委会联系。21日晚,北大派了几十辆大卡车的红卫兵包围了五机部,控制了各个进出口。同学们立即行动,抓住了总部的主要头头王某某,王某等全部成员。在五机部大院内开了批判大会,我主持了大会,讲了该总部的罪状,特别是要夺五机部的权(也就是夺中央派出机构的权),主要头头是通缉犯等罪状。程万荣才华出众,由他负责撰写关于此总部问题的材料。由于我们不能随便扣押人,当晚将王某某,王某扭送到公安部六处。公安部同志接过“材料”,看了后,说我们的“材料”写得很好。把人交给公安部后,我们才回去,这时天要亮了,我们一整夜未眠,把这个“总部”端掉了,此组织也解散了,也防止了军工绝密材料再泄密。在整个行动中,没有一人受伤,也没有一人挨打(包括“总部”的人)。说明我们同学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干的漂亮!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极少见到我们班这样个个都是精兵强将的高效率的团队了。

  4.5大学生成为“臭老九”,发配边疆,上山下乡

  1967年,全国各地在“造反”“夺权”的运动中逐渐分成了两派。两派都说忠于毛主席,可是两派之间又水火不相容,从文斗发展成为武斗。5月份成都发生了用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武斗,死伤数百。后来全国各地如武汉、重庆等武斗升级,发展成全国性的内战。我和王斧、李英符一起调研,在坐重庆到贵阳的火车时,我们有火车票,但是火车内挤得满满的,连卫生间都挤满了人。乘车的人大多从窗户爬进火车。我们进不去,只好爬到车厢顶上,坐车到贵阳。一路上火车穿山洞时,我们还要低头,以免撞到隧道顶。

  我们在调研造反派头头时,发现他们往往是嘴巴上革命口号震天响,实际上争权夺利私欲强。哪怕只有几十个人,也叫什么“兵团”,什么“司令”。使我们想起了《沙家浜》里面的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要让这些人能顾全大局,搞好“抓革命,促生产”,那是做梦!全国的工厂、企业基本上都停工了。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都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个北京分成“天派”,“地派”。从文斗逐步发展成为武斗。

  8月26日,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9月12日,《红旗》、《人民日报》等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必须对大量从过去的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随后在“四人帮”统治下,大学生被称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北京大学由派来的魏秀茹为首的工宣队接管领导权。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魏秀茹叼着烟,指手画脚的开始训话。我想,她的样子像个泼妇,由这样的人来领导北大,北大学子要倒霉了!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讨论工宣队的问题,却不料被“梁代表”派了卧底,我们说的话被“卧底”汇报给梁,我也被工宣队找去谈话,批评我们不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

  马上面临毕业分配了,工宣队把大城市的名额退掉,我们6202级156名同学,有一半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场,几十人分配到新疆、内蒙、黑龙江,还有的就是上山下乡。到煤矿就是下井,到农村就是插队落户。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含义是:排名从地、富、反、坏、右、汉奸、特务、走资派,再往下就是“知识分子”)。我和曹黎明被分配到江苏滆湖军垦农场(以前的劳改农场)学二连,李鑫在学一连。主要任务就是“围湖造田”(改革开放以后是“退田还湖”)。

  5.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当时,“四人帮”把大学生搞臭,尤其是臭名昭著的迟群讲话,把大学生说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韭菜、麦子分不清,脱离实际的蠢人,需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5.1“第一好汉”→“五好战士”→“八大金刚”

  到了学二连后,全国各地来的110多名大学生被编成11个班,其中女生两个班。在滆湖西边,我们自己动手搭建了草棚,80多个男生睡一间房,用竹子、木头搭成大统舖,门也用竹片、钉子制作。晚上睡觉,打呼噜、磨牙、说梦话的不少。我们主要任务是“围湖造田”,挑着150斤的担子(女生也要挑100斤),把土从远处挑到堤上。我们从早上6点干到下午6点,肩膀压肿后,再压成老茧。我最多时挑过400斤,再加上插秧、割稻子比农民、战士还快,徐指导员奋力往前割,还被我甩在后面,被班长蒋正平称为“第一好汉”,后来又评上了“五好战士”。

  一次,在牛栏内,一个小战士叫:“牛跑了!”我奔跑着追到牛旁,我有体操跳纵箱的底子,飞身一跃,两手按住牛背,一个鹞子翻身,稳稳地骑在牛背上。牛跑了一会,累得气喘吁吁,便使了坏,一个屁股坐到地上,把我掀翻在地。我顺手捡了一根长竹条,把牛打回到牛栏内。因此,连里安排我去放牛,我很乐意,便骑在牛背上,唱着“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赶着一小群牛去放牧。由于天气很热,我只穿条短裤。同学们说我真像个牧童。傍晚时,我把牛赶进河里,凉快一下,我是属猴的,来了个孙悟空骑牛魔王,在水中骑在牛背上快活了一下。

  晚上,我觉得两腿皮肤火烧火燎的。第二天,腿上起了好多个小脓包!同学们叫来连里的卫生员,是南开的李彦更,我们都叫她“大夫”。她找来消炎药擦上,边擦边数落我:“看你以后还淘气!”原来,牛毛扎伤了我的皮肤,牛身上病菌进到皮肤,引起炎症,过了几天才好。

  有一天,徐指导员通知大家要收缴修正主义书籍。我有一本《革命歌曲大家唱》,也在收缴之列。我说这本书不应该收缴,于是和指导员辩论起来,我引用许多毛主席语录说得他无法回答。有人说我无组织无纪律,我说我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于是指导员汇报到6413部队师部政治处,政治处派了一个宣传科长找我谈话,我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反驳他的观点,让他很被动。因此,我成了一个“钉子”。还有其他同学也有不听话的,我们这8个人被称为“八大金刚”,成为整肃的对象。幸好那时听到乔司农场造反的消息,我们的事情也就没再追究下去。为了汇报改造思想的成果,“冬瓜”(一同学的外号)见到田埂上缺了口子往外流水,便大喊一声“打倒刘少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屁股坐在缺口上,挡住了流水。受到指导员表扬。

  5.2曹黎明当“猪倌”,我当“火头军”

  为了防止我影响别人,我被调到炊事班。那时,由于劳动强度大,男女生平均每人一天要吃2斤米的饭。而伙食费是限制于每人每天0.4元,这样只能吃些蔬菜,酱油汤。有个同学买了些虾皮放在汤里,被批判:小小的虾皮反映了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就自力更生,自己养猪,由曹黎明负责。几个月后猪长大了,但怎么吃猪肉?同学们每天干重体力劳动,需要增加些营养。我到解放军炊事班去求援,帮我们宰猪,他们正忙着,一个小战士说:“有了猪还吃不上肉,饭桶一个,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呢”!”我觉得小战士骂的有理,借了把刀回学二连。由于我是“火头军”,只好由我来宰猪。那一天,几十个同学围成一圈,把大家七手八脚逮来的肥猪放在长凳上,我把猪的嘴绑好后,在大家的助威声中,居然一刀成功。到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吃上香喷喷的猪肉,重建工女生外号“maga”拿着比她头还长的猪腿骨大啃起来,吃的好带劲!有了肉吃,大家的伙食得到明显的改善,我这个“火头军”好满足。指导员还请曹黎明在学二连思想汇报会上介绍他养猪的心得,曹说以前父母希望他“读书做官”,考入北大后,现在当了“猪倌”!进行触及灵魂的革命。指导员表扬他的思想总结写得好。

  5.3“採茶舞曲”变成“踩蛇舞曲”

  我们吃的粮食,要到20多里外的寨桥去进货。我们一顿饭要用85斤米,司务长带我们用船去拉。我们二、三个人在岸上拉纤,沿着长满杂草的河边往前拉,船上有同学掌舵。我们每人扛着两百斤一袋的大米,经过晃悠悠的跳板往船上装,十多袋大米装完后,我们拉纤沿河边往回走。司务长在前边带路,我在后边拉纤跟着走,我们都是光脚踩泥路。一路上,我唱起了“採茶舞曲”: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突然听到司务长“噢!”的大叫一声,蹦的老高,接着又是一声“哎呀!”又是一跳!我们忙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司务长前脚踩到一条蛇,后脚落地踩到另一条蛇!幸亏没被蛇咬到。这回“採茶舞曲”变成了踩蛇舞曲!(“蛇”和“茶”在当地发音一样)。这下我们折了芦苇,一边抽打野草,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5.4渡河翻船,两同学遇难

  一次,我们到远处劳动,回来时,由于超载,渡船在河中开始摇摆,只听“哗!哗!”两声,渡船翻了个底朝天。我使劲游到岸边,脱掉毛衣,长裤,跳入河中去救人,把一个同学拉上岸。这时,大部分同学已上岸,我大声呼叫着:“曹黎明!”他已被南大姚兵拉上岸。大家一查,少了2人,可水面已经没人了。大家奋力去救人,我潜水去寻找,由于水太混,根本看不见人。这时,已有人报告了救援队,直到2个小时以后才把两位同学捞上岸,已经没救了。是清华的丁同学和中国科大的廖同学,两人都是独子!幸亏那天女生未来,逃过一劫!

  在与遗体告别时,我们见到了他们面色惨白,痛不欲生,几乎崩溃的父母。天哪!同学们的心都要碎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以后怎么度过余生!

  6.发配黑龙江

  70年4月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在这个被大家戏称为“黑老四”的地方,我被分到大庆龙凤二村红旗小学。该村位于龙凤镇南几十里的草原上。我住进了一间低矮的土坯房(称为“干打垒”)。开始种菜,烧砖干杂活。我想,吃点苦倒没什么,难道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

  这时“读书无用”论非常盛。有的工人说,我们大老粗就是要管你们大老细。当我走在路上,有小孩子跟在后面喊:“北京大学生!”这和我刚考上北大时,乡亲们叫的意思完全相反,那时是羡慕,而现在是“读书无用”!我是“臭老九”,是接受改造的!那我们干嘛上大学?

  6.1种菜、烧砖、放马,读书无用;混凝土工、钢筋工、电工,难不倒我

  在二村我看不到前途,没有任何希望。我能干的工作很多,偏偏不让我干,我不愿干的工作,非让我干。他们是捉住了老鸦做窝,一辈子也做不成。在下雪天,我跑到旷野上,大声唱着《红灯记》里:“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晚上气得睡不着,用脚猛踩土墙。后来又听到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分到造纸厂,上吊自尽了!难道我就这样被毁在这里?我联合了另外三位同学:杜文礼、王跃庆和陈春和,找公司主管领导李少彬反映,头三次他不理睬!对于这种不管群众生死的领导,有一句话适用:“只有强者能得到自由,而弱者将永远是奴隶!”第四次,我们也不客气,在他办公室义正辞严的指责他迫害大学生(有个记录),经过激烈的辩论交锋,弄得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两手发抖,我们反正也豁出去了。最后,我们争取到了当工人的资格,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先后当混凝土工、钢筋工。我干活不怕累,不怕苦,工人对我很好感。当时有些机器如电动机、震动机、对焊机坏了没人修,我自告奋勇,把这些坏机器一台又一台修好,连外单位(六营)也来请。由于我技术好,工人们叫我“蔡大学”。后来公司安排我当了电工。

  以后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的我们,他们会问:“你不愿意在这里干,为什么不走呀,自己另找单位呀!”后人要知道,当时国内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没有户口,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何况我们还没有钱。

  6.2“八、三工程”挑重担,“大化项目”创纪录

  1972年,四公司接到了一项大任务,当时要建设大庆到秦皇岛的输油管,称为“八、三工程”,在大庆的首站,要建大量储油罐,包括当时国内最大的2个两万立方米的浮顶罐。公司缺少200个电焊气焊工,也没有焊接技术员。公司的领导找到了我,要我担任焊接技术员,负责培训200个电焊气焊工。我说:“我不是哈工大焊接专业毕业的,我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搞焊接不符合我的专业,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在领导的反复要求之下,我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冒险担当了这项任务。在半年内边学习焊接技术边培训焊工,担当起建设任务。白天黑夜的努力工作,经常是同时开动50台电焊机彻夜焊接,照亮了一大片夜空,场面十分壮观。我在现场工地担任工长,同时自己也亲自焊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年后升为车间主任,并开始了研发。这时公司接到一个更大的任务,建设大庆化肥厂60×120米厂房的钢结构,里面不能用一根柱子。公司自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在缺乏财力、物力的情况下,我自学《结构力学》设计制作了十吨龙门吊车,带领17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过五关、革四新、创三法”出色完成了大庆化肥厂60×120米落地拱工程。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落地拱钢结构工程,创亚洲纪录。

  2012年,我到大庆开“973项目”会议时,看望了当年工作的地方,我设计并带领工人制作的跨度36米的十吨龙门吊车,40年后工人们还在使用。

  在“黑老四”10年,我由24岁变成了34岁,虽然在这样的地方消耗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十年,但是,这十年却没有磨灭掉坚强向上的意志。在当时藐视知识的环境下,白天干完活,晚上还学习英文,我的工友们一边打扑克,一边不解地问:“学英文有什么用,还能派你去做翻译?”工友的议论,并没动摇我的求知信念,依旧刻苦学习。然而,正是这个举动为后来抓住机遇干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照片左:1977 年在黑龙江四公司;照片右:1992 年在中科院安光所

  7.机会等待有准备的人

  7.1邓小平掌权,改革开放;百里追调令,获得新生

  机会总是亲睐有准备的人。1978年邓小平同志掌权,改革开放。经过十年文革动乱,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科学技术人才匮乏。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说“老九不能走!”那时,汪晨熙已经和我结婚,也调到四公司。中科院安光所派人来调我们。他们俩先找到我和汪晨熙,我们很高兴,立即答应,然后他们找四公司领导。第二天,我们到公司去问,才知道领导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说:“你们中科院需要人才,我们公司也需要,不行!”我们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但我们记得那二位同志说过要到安达市安达中学调另一个人。我们立即买了火车票,赶往安达中学。学校领导说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好失望。后来说有可能到被调人的家里去了。我们要了地址,很幸运的找到了他们。我们请他们一定发调令,四公司领导的工作我们去做!我们立即坐火车返回四公司,来回奔波100多里,我们还有希望!公司共有7个党委常委,我们做通了6个常委的工作。还有1个常委是政治部主任,黑龙江某省长的弟弟,他坚决不同意我们走。原来73年时,安光所就已派人来调我们,当时他们没找我们,直接找公司领导,给他打发走了。这次,我们知道此事,绝不能放过机会。我们找了该主任的女儿,她很支持我们调往中科院,由她做工作,说服了她父亲。我们终于能调往安光所,真是不容易啊!

  7.2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崇明县史记一笔

  调到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时,我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同学已调到这里,包括一班的谢纪康、张澄、李大丰、李肖、施雪华,二班的马中芳、付积凯、宁兆元,三班的赵晴初和宋兆海夫妇,四班的周丁发。同学在一起很热闹。后来,谢纪康工作能力非常强,十多年后当了合肥分院的院长。



1983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

  1982年,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天时”。当时,安光所有一个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须经过EPT考试挑选出国人选。我刚到安光所不久,不在出国培训的范围。但是,可以报名参加出国考试(EPT)。结果在出国考试中,我比经过英国教师脱产培训4个月的40多名候选人考得还好,一举获得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公费留学两年的机会。哥伦比亚辐射实验室(Columbia Radiation Laboratory),一个先后出过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地方,一个发明激光的地方,我在这里开始追逐新的梦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年,师从实验室主任乔治·弗林,用二极管激光探测法研究CO2分子内振动能量转移。与同事一起努力,用快速H原子碰撞CO2分子,取得了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三原子分子的振动、转动分辨的动力学光谱。当时出国留学的人还比较少,所里也急需人才。与所里签订的合同是两年,而我已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所长刘颂豪教授要我按时回国,但同意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由他和GeorgeFlynn教授合作指导。我感觉自己不能不遵守合同,但要求妻子汪晨熙继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于是我按时回国,由汪晨熙继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科研任务。

  86年初,我在上海拉一卡车的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8大件),在上海的马路上受到市民的围观,他们惊叹,这么多进口家电!那时国内和国外的差距还很大,家里原有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随着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已飞速发展起来,90年代已大大进步了!这些家电家家都有!



1984 年弗林教授(中)和汪晨熙(左)蔡继业(右三)在学术会议后合影

  7.3在斯坦福大学连续36小时的尖端实验

  1992年,受到国际著名专家RichardZare教授的邀请,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参与了曾被美国著名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为物化领域“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实验”——碰撞参量对化学反应影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用交叉分子束加上两个激光器来选择激发和探测不同平动速度和不同碰撞参量碰撞后,Ba和HI的态-态反应。在曾任美国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实验室负责人理查德·泽尔教授的带领下,我与实验组专家们一起努力,每进行一项实验都要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正确的测量,这对人的神经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实验组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取得了成功,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物化领域“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实验”。





与诺贝尔奖获得者Polanyi 教授讨论化学动力学问题

  7.4从激光技术到纳米科技

  在美国留学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一流大学的“原创精神”和“争创世界第一”的科研精神。我把这种精神也带回国。将激光技术接合纳米技术,用近场光学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做细胞超微结构和细胞表面原位单个分子探测,克服了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分辨率低的缺点。用量子点标记解决了荧光漂白和寿命短的问题,首次实现了用量子点标记的细胞表面特异性分子的原位单分子探测。

  1998年我被暨南大学作为“引进人才”调入。为科研需要,暨南大学专门进口了原子力显微镜和近场光学显微镜,是华南地区第一套这种先进设备。刚到暨南大学化学系时,系里科研很薄弱,当时有40多名教师(其中包括10多名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但没有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只有半个(省里支持一半经费,学校支持一半经费)。科研论文很少,1998年到1999年两年,化学系发表的SCI论文只有2篇,占全校6.9%。当时我是系里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开始组织学术报告,并邀请了院士、国内外专家来作学术报告。组织老师申请科研项目,进行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提高了大家的科研水平。6年后,在我副院长(分管化学系)任期结束时,暨南大学化学系每年都申请到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全校各系中最多的。2005年到2006年,暨南大学化学系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有几十篇,占全校65%!化学系进入了世界1%高水平化学系的行列。本人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个,“973”重大项目课题2个,在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研究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获得了全校唯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基金重点项目。化学系原来十几个有博士学位的年轻老师,大多成为了教授、副教授,为暨南大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也被暨南大学评定为2级教授。

  迄今,我与同事已在国际、国内的刊物上发表了100多篇SCI(EI)论文,10多项发明专利和一本专著(《激光与化学动力学》),参加5本书的编著。目前,受到Springer Nature的邀请,组织国际上专家,由我主编一本书:Atomic Force Microscopy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我应邀在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UWO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0多所国内外大学作学术报告。在SCI上已查到论文被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阿岗国家实验室等许多研究单位在《Science》、《J.Chem.Phys》、《J.Phys.Chem》等国际刊物上引用了2000多次。

  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人们希望在单分子水平上了解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生命的过程。传统的检测方法只能得到系综的平均结果,单个分子的信息隐含于总体平均值内。一个细胞里有成千上万个纳米机器人(生物分子)在协调一致地工作,有的负责吸收能量,有的负责排泄废物,有的负责细胞间的通讯联络等。而对其复杂的工作机理,人类目前所知的相当有限。要搞清它们的工作机理,必须能“看到”单个分子。然而,目前对于单分子探测大部分集中在材料和化学研究中,对于细胞上单分子的研究很难。近年来,我们运用AFM和NSOM直接进行细胞表面单个分子的探测,首次实现了细胞上标记分子的单分子探测。并进行了单个细胞超微结构的研究,标记的免疫分子的结构与自组装,T细胞对抗体的识别,干细胞的定向分化,量子点标记的细胞,纳米药物的研究等。

  8.从科研到育人

  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因此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我是通过高考进北大的,比较容易,只要考试就行了,但是我弟弟在文革中没有大学可上,就去东海舰队当兵,由于成绩突出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没想到被保送到北大,比我难得多!后来他当上了海军政治部最年轻的大校,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的多,可惜英年早逝。我的小儿子本来报考的是北医,结果北医和北大合并,所以我们一家两代5人都是北大学子,与北大颇有缘分。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在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的一套教育后代的方法,也用在教育研究生上。我所招收的研究生一大半来自农村和小城市,这些学生学习条件比较差,理论基础薄弱,经济上比较困难。还有些是硕士阶段没有发表论文差点未通过答辩的学生,或干不下去面临退学的学生。这些学生投奔到我门下寻求帮助,我接受了这些学生。作为研究生导师,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穷困学生培养成为专家、高技术人才、企业家,成为国家有用的创新人才。研究生就是要创新,去发明创造。

  在我的精心培育下,研究生分别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珩奖、刘永令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南粤优秀研究生奖和澳门研究生研发奖等。培养的10多名研究生活跃在美国、加拿大、欧共体和日本的科研第一线,多半学成回国,成为高技术人才。有20多人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高工,优青。还有的成为公务员,活跃在祖国各地。有2个在其他导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学生,在成为我的博士生后,一个发表了5篇SCI论文(获评中国科学院大珩奖);另一个发表了3篇SCI论文。他们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都有很好的前程。有40多人自己组织了一个“蔡门弟子”群,互相交流。

  在本科教学中,我认为中国的小学、中学课本是全世界最难的课本。而大学的教科书除了一些重点大学外(如北大、清华等),好多大学本科的教科书太浅,跟世界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负责的《物理化学》必修课,采用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做作业及考试都用英文。要学生掌握中文英文两套专业名词术语。开始时,有些领导和老师担心物理化学本来是化学专业中难度最大的课程,再采用英文教材,学生能否接受得了。经过10多年的教学实践,该课程已成为暨大精品课程,学生对我讲课的评分10多年来平均超过90分。学生不仅学了专业知识,也提高了专业英语水平,对英文专业文献的阅读水平大幅度提高,本科生也发表了多篇关于物理化学双语教学的学术论文。此外,我负责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有多篇被评为校级优秀论文,也指导了本科生挑战杯项目和创新项目,发表了多篇论文,还获批了发明专利。



我和部分研究生在一起

  9.“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9.1“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我们上大学时,常到清华大学去串门,看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挂着大横幅: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50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体育锻炼,风雨无阻,受益不少。我58岁被抽血化验诊断为糖尿病时,还在跑1000米!现在74岁了,还可以不戴眼镜看书,没有并发症,几十年来没有请病假。今年我已经工作50年了,还在继续工作,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情,往往力不从心。我记得歌德《浮士德》的一首诗:

  啊,请把我那少年时代还来,

  在那时有诗的涌泉喷涌新醅,

  在那时有雾霭一层为我遮笼世界,

  未放的蓓蕾依然含有奇胎,

  在那时我摘遍群花,

  群花开满山谷。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俱足,

  我向真理猛进又向梦境寻乐。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那憎的力量,爱的权衡,

  还我那可贵的,可贵的青春!

  想起年轻时的坎坷与拼搏,壮心不已,多么想大干一番!但是,“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现在老了,不能累着,但也不能闲着,闲也能闲出病来。目前作为澳门科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教授,继续招收博士生,已毕业的一个博士生科研成绩突出,获得澳门政府研究生研发奖。我还能为国家作贡献!

  9.2做“五好寿星”

  我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从专业的角度,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有说服力,否则学生都会怀疑我的理论是否可行。经多年来的实践,我认为老人要健康,需要做到“五好”:

  一是吃得好。营养均衡,每顿饭吃七八分饱,给身体各个部分和器官提供必需的营养,提供营养的主要通道是血液系统,要保持血管的畅通。如果有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容易慢慢堵塞血管,造成脑的萎缩,身体各个器官的萎缩。

  二是睡得好。生活有规律,保证有足够的睡眠(8小时左右)。老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如毛细血管堵塞,往往睡不好,如果较大血管堵塞,会发生脑梗,心梗,必须加以治疗。

  三是体育锻炼好。每天得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有氧运动。把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活动起来,以免发生废用性萎缩。运动要按部就班,不能太累,也不能运动量太小,要让身体有肌肉量,包括胸肌,腹肌,腿和胳膊肌肉,以防止骨质疏松,动不动摔倒骨折。

  苏昉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他大学时是严重肾炎,但通过练太极拳等运动,至今身体相当好,在中科大时,每天骑车30里去上班,到现在身材苗条,声音宏亮。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程万荣国标舞跳得非常好,还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中老年组)。几年前同学聚会时,我见他神采奕奕,体形精干,三围很好。看来,多跟女士们跳舞,对健康是大大的好!符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定理”。会跳舞的同学,要向程万荣学习噢!

  四是心态好。要有乐观的生活态度,知足常乐。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霍金21岁时患运动神经细胞病(渐冻症),医生诊断他能再活两年。但他身体瘫在躺椅上,思维却遨游在宇宙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到2018年逝世时,活了76岁!他三次来中国,上天坛,登长城,真是心比天高!

  人老了,免不了会有疾病,对待病的心态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再重的病,也比不上霍金的病重。我们要向霍金学习,在战术上,要与医生配合,认真去治病;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疾病,心比天高。

  五是排泄好。不光是每天要大便,大小便正常。每个星期至少还要有一次排汗的机会,能把身体里的废物,毒素排泄出去。

  咱们要做“五好寿星”,60周年再相会,不可以躺倒不来,更不能“byebye”噢!

  我记得曹操的一首诗,很有哲理,与同学们共勉: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宿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